谴责厄瓜多尔闯馆事件 哥伦比亚总统取消与厄会谈

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

二是要认识到，有法好依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恒定状态，所立之法与可用之法之间总会有距离，已经出台的良法需要顺应时代之需，不断修订完善。为提高法治效能，在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关系的视角之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程序法治的特有功用。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并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处理好全民守法与狠抓关键少数的关系 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可以在立法环节、执法司法环节均设置动力机制，助力法治效能的提升。二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良法的重要性，指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

但是，每条道路的实现成本不尽相同，因此其中效益自有不同。因此，对法治的功能、作用和地位要进行理性定位，明确其仅是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不是目的。在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正在抬头，极端主义多点爆发，对我们的法学带来了新挑战。

大国的法治应该有大国的样子。新总要有根据，为什么要建设新文科？根本的出发点还是要适应社会需求，没有社会需求对文科的挑战以及对法学的再造，就没有新法学。第四，一带一路等海外利益保护对法学教育提出的新挑战。新文科的概念最早来自于美国希莱姆大学。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社会越发展，越要靠法治。新文科将是文理打通、人文与社科打通、中西打通、知行打通、古今打通的五通文科。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已超过2000亿美元，怎样把外部利益维护好，就要贯彻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法律。第三，新格局中我国法治发展的内在矛盾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中美贸易谈判中，美方以法律专业出身的人员为主，我方则鲜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参与，这对中国法学教育而言是件很尴尬的事情。我们的跨国企业每当遇到诉讼时，聘请的律师都是欧美国家的，且不谈支付的高昂服务贸易费用，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不排除外国律师吃里扒外损害中国利益现象的发生。

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现在又到第三种文明就是信息文明的转型。这所学校感觉到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所以提出了新文科的概念。人民对安全的新要求要做广义的理解，涵盖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我们也有一个新文科建设的问题。

新法学必须应对这七个挑战，应对得好，抓住机遇，中国法学教育就能迈上新台阶。将来的法治还会涉及到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等，这些也应当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美贸易摩擦中，我们的应对机制、阻断机制、合规性和人才培养这四个方面都需要加强。我们正面临着东升西降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法治是走向大国的法治，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强国。

民主是法治的本质和基础。第二，迈入新阶段，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希莱姆大学改造了几个学科，这些学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文科和理科结合起来，文理交叉成为希莱姆大学新文科的最重要特点。这六个方面每一项都和法学、法治有关系。新文科与传统文科相较，它的精髓和灵魂就在于创新。现在走出去的企业都已悟出一个道理，必须实行一国一法一事一策，针对涉及到的具体国家拿出相应的法律方案。

这意味着法学教育所使用的理论工具，不应再局限于传统文科的手段，也要学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学生们懂得算法，学会编程，能够从容地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处理好发展与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以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关系。

人民对环境的要求已经变成中国新的价值观，也已成为人民群众新的基本权利。这所大学是美国以文科著称的大学，全校有40几个文科专业。

它应秉持新理念，适应新时代，确立新使命，赋予新内容，运用新方法。这场斗争将具有长期性、全面性、复杂性甚至极端性的特点。

要培养涉外型的通晓国际规则的高水平、高素质的法治人才。第七，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期待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世界是瞬息万变的，但法学却应当始终是理性的。这里的新矛盾集中表现在国家安全方面。

新文科应该包含法学，新文科在法学领域的展开就是新法学。公平、正义是塑造国家和社会价值观的，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正从对每一起诉讼案件中的感受转向对制度设计和执法活动的感受。

西部地区的一些院校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东部地区的法学教育基本很少投入研究力量。如何补齐涉外法治短板，加大涉外法学教育改革力度是关键。

一带一路直接涉及64个国家，但是参与的国家超过百个，中国的利益已经延伸到海外在当下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既有规范和机制的作用，绝大多数问题是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

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具体来看，新时代社会治理肩负着以下几方面任务。站在新的起点上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国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既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社会稳定的奇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出和反复强调，标志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增加了主观评判标准，意味着各项社会治理事业不仅要追求社会治理客观治态，还要追求人民群众的主观治感。

它不仅要求建立社会治理多元的制度体系、完备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的社区自治体系，还意味着要营造出这些体系有效运转和相互支撑所必需的系统条件。如：社会主体的持续互动仍然缺乏科学的机制设计，社会活力的深度激发仍然缺乏系统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的渠道和方式仍在摸索。

社会治理格局是在更高层次更大系统中对社会治理事业的立体化全方位谋划和安排，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超大城市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网络舆情治理等问题，都是当下社会治理的难点所在。

2016年10月，习近平同志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抓住关键着力点 当前，社会治理的具体矛盾、现实焦点和手段工具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